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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十年里，中国民众见证并享受到了高速城市化带来的美好生活变革，也随之面临困扰各国的“城市病”，其中一大症候就是交通拥堵。寻溯世界城市发展史，交通拥堵问题起于何时？是否已有一些特大城市探索出疏解拥堵的方向？这些经验对中国城市交通治理有何借鉴价值？就此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了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。

如日本东京站所在的大丸有地区，在1.2平方公里内聚集着4300家企业，就业人数28万余人，就业岗位密度高达23万个/k㎡，开发强度高于中国多数城市的CBD地区。东京大部分高强度开发都围绕已有的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和建设，东京站、新宿站等周边建筑容积率普遍超过10，融合商业、办公、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，这些地区也成为东京经济最繁荣、土地价值最高之地。

三是以停车治理为抓手调控小汽车保有及使用。从国际经验看，停车治理是引导机动化进程和缓解交通拥堵最有效、使用最广泛的措施。日本政府于1962年颁布《关于确保汽车保管场所等的法律》(又称《车库法》)，规定购车者必须确保车辆有位停放，不得将道路作为车库使用。“有位购车”制度实现了土地资源对机动车保有需求的约束。

东京的经验表明，交通拥堵问题并非不可解。1970-2020年，东京都市圈增加的车辆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地区，目前，东京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小汽车保有率低、使用强度小，交通拥堵也明显缓解。2018年东京都市圈小汽车出行比例为27%，轨道交通出行比例33%，位于市中心区的东京都23区轨道交通出行比例高达51%，小汽车出行比例仅8%，远低于中国北京等城市中心区的小汽车出行比例。

与国际城市相比，中国都市圈范围内市郊铁路(区域快线)供给存在明显短板。以北京市为例，现轨道交通网络以普速地铁(30-40km/h)为主，采取“站站停”方式服务凯时k66，长距离出行效率低、与小汽车竞争缺乏优势。据统计凯时k66，北京市轨道交通门到门出行时耗超1小时占比40%；北三县进京通勤出行中小汽车占比高达35.2%，比例明显偏高。

如北京市机动车主要聚集在高密度中心区，人口最稠密的东西城，人均机动车保有量达到0.58辆/人，约是东京等国际城市核心区的两倍多(东京都核心6区人均机动车保有量为0.25辆/人，巴黎市中心人均机动车保有量为0.22辆/人)，中心城区小汽车出行比例也是国际城市同比地区的两倍多。既有的摇号、限行政策无法根本上解决小汽车高密度聚集、高强度使用问题，超大、特大城市私人小汽车拥车及用车管理政策亟须创新。

四是停车治理难题仍需破解。当前中国停车治理难度很大，面临需求不断膨胀，但供给乏力，缺口持续扩大等难题。“乱停车”是对有限城市空间资源的无序占用。根据中国《城市停车规划规范》，一个停车位约需占用30㎡的土地，与北京市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大致相当(33㎡)。然而，目前城市停车收费价格与其所占用的空间资源价值远不成正比，大城市的免费停车比例仍然很高。2021年北京市通勤出行的免费停车比例高达58.6%、夜间居住区免费停车比例为45.63%。另一方面，违法停车处罚力度不足，违停成本甚至低于按规定需交的停车费，无法保证经济杠杆对车主行为的规范效力。

另外，中国已明确提出2030年“碳达峰”、2060年“碳中和”目标凯时k66，而在2013年以来中国碳排放增速已趋平缓的情况下，城市交通碳排放量已成为增速最快的领域。数据测算显示，北京私人小客车出行碳排放占整个城市客运碳排放70%，每万人公里碳排放量分别是轨道交通、地面公交的7倍和4倍。因此，私人小客车是交通碳排放的绝对主体和减排重点。

郭继孚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、又借鉴各国经验”。今天中国的众多城市正在经历发达国家城市曾经历的发展过程，也面临许多类似问题。虽然中外城市在社会、经济、政治与文化上都有不同，但城市与交通发展也具有众多普适性规律，世界其他特大城市成功疏解交通拥堵的案例，对中国城市交通治理当然具有借鉴意义。

国际经验表明，大城市交通拥堵并非不可救药，关键在治对路子。人多车多不必然导致拥堵，关键是转变交通发展方式。例如，落实公交优先理念，重视和大规模修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、大力施划公交专用道。再如开展乱停车治理、拥堵收费，减少市中心小汽车保有量和出行量，推动转变交通发展方式。又如复兴“慢行交通”、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和公共空间改造，打造以人为本的交通出行环境等等。